大興善寺   

大興善寺，位于西安市城南約2.5公里的小寨興善寺西街。始建于晉，初稱遵善寺。隋文帝開皇二年擴建，更名大興善寺。印度僧人曾住寺內譯經。唐玄宗開元年間，“開元三大士”善元畏、金剛智、不空到此寺傳授密宗，成為當時長安翻譯佛經的三大譯場之一、中國佛教密宗的發源地。

大興善寺簡介

　　大興善寺位于西安城南約2.5公里的小寨興善寺西街。始建于晉武帝司馬炎泰始至泰康年間（公元265——公元289年），聊城旅游網版權所有聊城聊之旅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轉載必究！距今1600余年。是西安現存歷史最悠久的佛寺之一。隋文帝開皇年間擴建西安城為大興城，寺占城內靖善坊一坊之地，取城名“大興”二字，取坊名“善”字，賜名大興善寺至今。

　　隋唐時代，長安佛教盛行，由印度來長安傳教及留學的僧侶，曾在寺內翻譯佛經和傳授密宗。大興善寺因此成為當時長安翻譯佛經的三大譯場之一，成為中國佛教密宗的發源地，也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一個值得紀念的地方。

　　唐武宗會昌年間（公元841——846年），大舉滅佛。全國有4600余座寺院被拆毀，大興善寺亦難逃劫難。以后屢有重修，以清康熙年間（公元1662——1722年）的修復工程最多，先后重修了方丈、殿堂、鐘、鼓樓和山門等。清同治年間，寺院建筑再次被毀，僅存鐘、鼓樓和前門。

　　現存寺院建筑沿正南正北方向呈一字形排列在中軸線上，依次是天王殿，內供彌勒菩薩；大雄寶殿，大興善寺是一座具有中外影響的古剎，被列為陜西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3年被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開放寺院之一。

沿革

大興善寺

　　始建于晉武帝司馬炎泰始至泰康年間（265—289），初稱遵善寺。

　　隋文帝楊堅開皇二年（582），詔建大興城。隋文帝在北周時原為大興郡公，因以“大興”命名。敕令遷寺于新都，命為國寺。《長安志》載：寺建成后，崇廣為京城之最，制度與太廟同。第一任住持為文帝的布衣之交靈藏。靈藏兼領昭玄都，后昭玄大統僧猛、繼任昭玄統曇延及其隨員等均住本寺。

　　開皇七年（587），召慧遠、慧藏、僧休、寶鎮、洪遵、曇遷入京為“六大德”，并有僧眾300余人入寺供養，令其為國行道。寺又創設譯場，隋開皇時先后有那連提黎耶舍、阇那崛多、達摩笈多、彥琮等譯經于此。唐時寺在長安城內靖善坊。

　　貞觀三年（629），太宗令以波頗主寺內譯場。開元四年至八年（716～720），密教僧人開元三大士善無畏、金剛智、不空在此寺中譯密籍500余部。其時寺為長安三大譯場之一。日僧多有來此寺中住學者，圓仁、圓珍等人即于本寺受傳密教。

　　天寶十五載（756），著名密教高僧不空住持本寺。不空為玄宗、肅宗、代宗三朝帝師，又曾與寺內行息災咒法，設灌頂道場與戒壇。此后本寺與青龍寺并稱為密教之中心道場。一行和尚也住寺中研習天文數學并密法。

　　唐武宗（841～846年在位）會昌滅佛時，寺院損毀，至五代時，世幾不聞寺名。

　　宋代，稍有修復。

　　順治五年（1648），川陜總督平安納又率文武官僚施資大修，歷十余年始竣工。

　　清康熙年間（公元1662——1722年），修復工程最多，先后重修了方丈、殿堂、鐘、鼓樓和山門等。

　　清同治（1861—1875）年間，寺院建筑再次被毀，僅存鐘、鼓樓和前門。

　　1945年，太虛法師等于寺內創設世界佛學苑巴利學院。

　　1955年，政府撥款全面大修。有殿堂五進，配以廊廡僧寮，規模為西安今存眾剎之首。寺內有唐建中元年（780）所立之不空三藏碑。

　　現存寺院建筑沿正南正北方向呈一字形排列在中軸線上，依次是天王殿，內供彌勒菩薩；大雄寶殿，內供釋迦牟尼佛、阿彌陀佛、藥師佛、十八羅漢以及地藏菩薩青銅塑像一尊，為日本國高野山真言宗空海大師同志會贈；觀音殿，內供明雕檀香千手千眼菩薩一尊；東西禪堂，西禪堂壁間的大鏡框內裝有“開元三大士傳略”，是研究大興善寺的寶貴資料；后殿藏有唐代銅佛像和宋代造像，形態各異，獨具風格。此殿為大興善寺的法堂。

相關研究

　　大興善寺前身——陟岵寺探源

　　董鄉哲

　　提要：西魏文帝所建陟岵寺，聊城旅游網版權所有聊城聊之旅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轉載必究！起源于當時歷史背景，植根于佛教及儒家孝文化土壤，是鮮卑文化與漢文化融合的一個重要象征；在北周，緣起于趙貴謀逆事件，明帝宇文毓借鑒前例建造陟岵寺祭祀獨孤信，隋文帝楊堅隨之對該陟岵寺的遷址、更名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系。從心理需求上看，陟岵寺的建立，一是當事人在專權下壓抑情緒的釋放，二是對悼念對象尋求合理的社會補償，也是親情、友情的表達和政治決策的具體措施之一。

　　關鍵詞：陟岵寺；西魏；北周；文化融合；宇文毓；楊堅；大興善寺

　　對于西魏、北周時期歷史上出現的陟岵寺，《大藏經》中相關記載大體上可以歸納為四條。其一，是西魏文帝（元寶炬）大統五年（540）“復起大乘．陟岵二寺”，大統十一年（546），西魏文帝委托丞相宇文泰立“追遠、陟屺、大乘、魏國、安定、中興六寺”（釋氏釋古略卷二•元魏）為國寺；其二，是北周明帝元年（557）“令太師晉國公總監大陟岵大陟屺二寺營造”；其三，北周武帝宣政元年（578）六月“于東西二京立陟岵寺置菩薩”；其四，是顯示陟岵寺與大興善寺相承關系的相關記載，如:“隨文作相佛日將明。……于大象二年（580），敕住大興善寺。講揚十地。寺即前陟岵寺也。”[4]（續高僧傳•釋僧猛）

　　據前述可以看出，陟岵寺明顯有兩個，一為西魏文帝所建，二為北周明帝所建。下面讓我們以此線索為經，以與之相關的歷史事件為緯，來探索大興善寺的前身——陟岵寺的根源。

　　一、陟岵寺的建造是諸文化融合的重要象征

　　首先，大興善寺的前身為什么會是陟岵寺，而不是別的什么寺？即西魏、北周時期陟岵寺建造的根源是什么？《大般涅盤經》云：“一切諸法，因緣故生，因緣故滅。”據之，任何事物的產生都有一定的原因。具體來講，陟岵寺的建造源于如下幾個方面：

（一）歷史背景

　　陟岵寺的建造是該歷史階段上各朝廷內部專權與反專權斗爭的結果。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孝文帝次子元恪即帝位，史稱宣武帝。當時，宣武帝的舅舅高肇是當朝附馬。不但權高位重，宣武帝元恪對高肇也是言聽計從。朝中大臣對高肇趨炎附勢者日增，而違背者必遭陷害。在這種情形下，諸王以皇室宗親自居，并不隨順依附，這使得高肇尤為忌恨，于是，就經常在皇帝面前搬弄是非，挑拔離間。京兆王元愉，是北魏孝文帝的第三個兒子，宣武皇帝的弟弟，竟然也被高肇所嫉妒。在他的挑撥下，皇上把元愉攆出京城，到冀州去任刺史。元愉無罪被貶，自然心懷怨恨。又聽說高肇經常在皇帝面前離間骨肉同胞相斗，痛恨至極。于是，就在冀州起兵造反。后因不敵朝庭軍隊，失敗而死。那一年，西魏文帝元寶炬剛剛兩歲。元愉死時，走到“野王”（今河南沁陽）被“斂以小棺，瘞之”。西魏文帝元炬即位后，每每想起這些事，就禁不住悲從中來。

　　北周時期，宇文護專權。孝閔帝宇文覺當時年僅15歲，一切大事均由宇文護裁奪。八大柱國之一，趙貴不堪忍受宇文護專權排擠，便與獨孤信一起商量如何除掉宇文護，結果被

   開府三司宇文盛告發。趙貴因此而被殺，獨孤信雖然當時得到了赦免，但一月后，仍被宇文護“逼令自盡于家”

（二）信仰背景

　　陟岵寺的建造源于北魏、北周朝廷對佛教尊、毀觀念的沖突。在北魏初期，鮮卑族拓跋部自386年建立北魏政權后，在統一北方的戰爭中，聊城旅游網版權所有聊城聊之旅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轉載必究！逐步認識到佛教對征服人心，鞏固統治的妙用。因此，佛教一直在北魏境內興盛。公元446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燾聽信司徒崔浩的建議。焚毀佛寺佛塔，強迫僧人還俗。造成歷史上著名的“太武滅法”事件。不久太武帝病，疑為滅法所致。文成帝拓跋濬即位，認為太武毀佛“有司失旨”。繼而恢復佛教，刻云岡石窟佛像，為父親歌功祈福。

　　建德四年（575年），宇文邕下詔討伐北齊，統一了北方。宣政元年（578年），宇文邕統率五路大軍北上抗擊突厥的進犯時，在行軍途中得病。當時武帝“癘氣內蒸身瘡外發。惡相已顯無悔可銷。遂隱于云陽宮。才經七日尋爾傾崩”自認為是毀佛行為所致，于是“（宣政元年六月578）于東西二京，立陟岵寺置菩薩僧。用開佛化”重蹈北魏太武帝拓跋燾覆轍，仿效西魏文帝對陟岵的“立”，即將陟岵寺立為國寺。對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集古今佛道論衡》、《佛祖統紀卷》、《廣弘明集》等所載宣帝大成元年（579）年正月十五日在陟岵寺進行“為國行道”的佛事活動得到證明。此“立”的目的在于“用開佛化”，是為自己的毀佛行為進行懺悔。

（三）文化背景

　　“陟岵”之名源于《詩經•魏風•陟岵》：“陟彼岵兮，瞻望父兮。……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毛詩序》云：“《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后因以“陟岵”為思念父親之典，故循《陟岵》詩意，陟岵寺的建造注定與建造者的父輩相關。

　　文化雖然是一種觀念形態。但是，面對外來民族的侵入，它并不像土地和國人那樣容易被人所占有和掠奪。相反，則以自己潛在的巨大力量同化著外來民族。西魏、北周時期陟岵寺的建造就充分體現了拓跋、宇文姓氏鮮卑族文化與漢、佛文化相互融合乃至完全漢化的過程。

　　漢文化歷來重視祭祀，《禮記•祭統》曰：“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王充在《論衡•祀義》中進一步解釋說：“修祭祀，緣生事死，示不忘先。”）已故的祖先與后代子孫以祭祀為聯系紐帶，雙方的關系是互惠。據《論衡•祀義》載：“祭祀者必有福，不祭祀者必有禍”。所以“不忘”和為自己求福是祭祀的唯一目的。佛教東漸后，其生命輪回之說改變了傳統祭祀觀念，人們在“不忘先”的同時，也開始關心起祖先來生的命運。如《弘明集•喻道論》云：“既得弘修大業，而恩紀不替，且令逝沒者得福報以升天，不復顧歆于世祀，斯豈非兼善大通之道乎？”正是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從北魏延興元年（471）至太和十八年（477）的30余年間，北魏皇室、貴族崇佛祈福之風愈演愈烈。除皇室以外，官吏、上層僧尼及俗家信士等相繼效法，開窟造像逐漸大興。可見，在北魏時期漢祭祀文化與佛教觀念已經融為一體。其后，西魏文帝建陟岵寺，更是有意識、有針對性地凸顯以“陟岵”喻父親的漢文化理念為自己有謀逆之名的父輩祈福。聊城旅游網版權所有聊城聊之旅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轉載必究！如《後漢書•黨錮傳•李膺》載：“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全亂世，為書貽曰：‘久廢過庭，不聞善誘，陟岵瞻望，惟日為歲。’”[12]（p1484）李賢注：“爽致敬于膺，故以父為喻也。”據之“陟岵”已徑直成為父親的代名詞。所以，建造陟岵寺為父輩祈福遂成為不言而喻，其后北周武帝立陟岵寺為國寺的作法無疑是對佛教文化的妥協行為。隋文帝楊堅對陟岵寺的遷址與更名則進一步將漢孝文化與佛教文化融合，遂將“陟岵”這一有針對性單向度的文化意義，深化成純粹的佛家理念，進而提煉為“興善”二字。

　　綜上所述，漢文化孝悌觀念形成于周初、春秋時期，成熟于戰國。百德孝為先，封建統治者從儒家思想中受到啟發，把家庭孝悌作為治國平天下的出發點，講究以德治國，以孝治天下。封建忠孝一體的觀念就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逐漸產生。從一開始就致力于與鮮漢文化融合的北魏至北周統治集團亦深諳其理，他們在不遺余力地承繼漢文化的同時，將漢孝文化、祭祀文化與佛教文化相互揉合，進而都把祭祀父輩作為即位后的第一件大事，這就是該歷史階段上陟岵寺建造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建造陟岵寺是社會心理需求

　　如果前述歷史背景是建造陟岵寺起因，那么，信仰背景中的尊佛環境為建造陟岵寺提供了可施行的條件，文化背景中的孝悌理念則是建造陟岵寺的依據。從建造者的主觀來看，也更是為了尋求一種精神寄托，即情緒抒發與親情的表達。當然，在當時惡劣的歷史環境下，這種特殊的親情悼念只能是在情緒抒發的掩蓋下進行。盡管對悼念對象來講，這種實物補償已經毫無意義，但至少能給在世親人以心理上的安慰，以及在此基礎上盡力為逝者尋求和體現一種社會的公平性補償，同時也給逝者來世祈求理想的發展傾向。

（一）借助建造陟岵寺，抒發壓抑情緒

　　現代心理學揭示，人在長期受壓抑的情況下，其情緒總是要借助一定的方式進行釋放或排解。回顧整個陟岵寺的建造史，充滿著朝庭與權臣間的權力爭斗。權臣們總想著牢牢把持朝庭權力，繼而篡位。而身為皇上，總想著要擺脫控制，獨立執政。這種長期被壓抑的政治情感，總是會在適當的時候，以一定的方式表現出來。

　　就拿西魏文帝元炬來說。公元534年，北魏孝武帝元修不甘心當高歡的傀儡，投靠長安將領宇文泰。元炬亦隨之到了關中。元修投靠宇文泰的目的就是欲擺脫控制。可是，發現過來以后仍舊要受制于人，心里就很不痛快。就漸漸地與宇文泰產生隔閡，不滿之情溢于言表。永熙三年（534）十二月，終于被宇文泰用毒酒所害。元炬就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登上皇位。盡管他也同元修一樣，是一位傀儡皇帝，但作為西魏開國皇帝，在主觀上還是想有一番作為。于是，就建造（立）“陟岵、大乘等佛寺”。其中“遠”即遠祖，是包括他爺爺在內的祖先。“陟岵”不言而喻指的是他父親。其一，紀念祖父，用以抒發自己壓抑已久情緒；其二，紀念父親，依漢文化傳統體現孝悌行為；其三，依佛教文化為冤魂追福。至此，就不能不將西魏文帝的祖父北魏孝文帝簡單地介紹一下。

　　北魏孝文帝元宏（467~499年）是北魏最有作為的君主。他親政后，決定遷都洛陽，采用了全面改革鮮卑舊俗。穿漢服，說漢語，改漢姓，鼓勵與漢族通婚。采用漢族典章等一系漢化政策。不僅加快了民族的融合，還促進了北魏社會經濟的飛躍發展。除此之外，還改革官制，采用食邑制，加強對官吏的考核。修訂律令，廢除苛酷刑罰，強調實事求是。崇儒尚佛，重視禮教。他銳意改革，加速漢化的舉措，使北魏最終完成向封建制度的轉化，繼而對我國歷史的發展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西魏文帝即位后，在政治上立志以祖父為楷模，銳意改革，圖謀發展。可喜的是，他親政期間，在宇文泰的大力協助下，頒行了由蘇綽起草的改革方案。在政治上奉行以儒家德治教化為主，法治為輔的統治原則；在用人上奉行唯賢是舉，不限資蔭出身。這一選官思想打破了門閥傳統，為大批漢族士人進入西魏政權開辟了道路。在法律上，主張官吏犯法一視同仁；在經濟上恢復被破壞了的均田制；在思想文化上以儒家學說作為思想武器。去除了鮮卑族一些落后的習俗和當時思想領域中的玄思空想等舉措，不負眾望，頗有祖風。

　　對于北周明帝來講，盡管站在西魏的角度看，他的父親宇文泰是十惡不赦的權臣。而對于北周朝廷來講，則是一位開國的皇帝，他在歷史上的功績也不容抹殺。然而，對于北周朝廷來說，其族人宇文護又成了一個專權大臣。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明帝宇文毓的抱負不得施展。就沿用西魏文帝的做法，以建造陟岵寺紀念父親宇文泰來釋放被抑已久的情緒。當然，對被冤至死的岳父的祭祀也是在這個幌子下進行。

（二）建造陟岵寺為悼念對象尋求一種合情合理的社會補償

　　我們將建造陟岵寺和舍衛寺（詳見后述）歷史事件中所涉及的主人翁進行縱向比較就會發現。西魏文帝的父親元愉與北周明帝、隋文帝楊堅的岳父以及陳芮的父親陳崇，雖然身份不盡相同，都是犯了錯的功臣，都是朝庭與權臣間權力爭斗的犧性品。后兩者僅持有甚至不能算是錯誤的不良想法或言語，而權臣對他們的處置竟然是那樣的無情，以至于死無葬身之地。

　　據前述知，元愉是被“瘞（yi）”在野王。西魏文帝即位后必須要做的事，就包括為父親建造陟岵寺。雖然他的父親死后不能享受王侯的待遇，采用建造陟岵寺的變通方法來安置亡靈，也能達到同樣的目的。因此，陟岵寺表面上是寺院，實際上說是王陵也不為過。那么，對于前述兩個陟岵寺，到底那一個是大興善寺的前身？結合當時歷史背景，西魏文帝所建陟岵寺紀念意義明確，祭祀對象定位準確，雖不是大興善寺的前身，卻為此后處理類似于其父經歷的事件開了先例，奠定了理論基礎。

　　對于北周明帝來講，他的岳父大人獨孤信則有著比西魏文帝元寶炬的父親元愉還冤的經歷。與元愉相比，獨孤信非但沒有起兵，而且，還有效地阻止了趙貴的謀殺行動。這不但沒有得到宇文護的報答，反而被逼飲鴆自盡。自然，獨孤信作為前朝開國功勛，如此的死法，肯定不能得到相應的待遇。明帝即位后，為了使自己岳父的靈魂有一個安息之所，也仿照西魏文帝的做法，表面上是建造陟岵寺追父，實際上是為岳父建陵。這在《廣弘明集•后周明帝修起寺詔》中說得十分明白：“孝感通神，……方知鹿苑可期，鶴林無遠。敢緣雅頌，仰藉莊嚴，欲使功侔天地，興歌不日。……”其黑體字“鹿苑”即古苑名，在今山西省大同市北。恰巧，據《周書•獨孤信傳》所載，獨孤信就是“云中”（今大同）人，即以“鹿苑”來指代獨孤信。其中“期”是“期服”的省稱。如《墨子•公孟》云：“喪禮，君與父母妻后子死，三年喪服，伯父叔父兄弟期。”很明顯，明帝把獨孤信劃在“伯父叔父”的父輩之列，即為期一 年的喪服。據《周書•孝閔帝本紀》知趙貴、獨孤信分別是在孝閔帝即位當年（557）的二、三月逝去，而明帝的即位則是在同年的九月份。所以，建造陟岵寺的時候，正是在守孝“期”內。其中“鶴林”據南朝齊王融《法門頌啟》曰：“鶴林雙樹，顯究竟以開氓。”[13]（p2858）后遂以“鶴林”指佛或佛寺。所以，聊城旅游網版權所有聊城聊之旅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轉載必究！這句話的意思是：將開始（對）岳父（獨孤信）的“期”，（陟岵）佛寺不遠。且欲使岳父的功績隨著自己的孝道直通云天。如果其中“鹿苑”非指人物，那么其“功”將不知所指，且與“鶴林”重復。且其中“無遠”雖是獨孤信之墓與陟岵寺有一定距離不在寺內的證據，但其“可期”則強調了獨孤信墓與陟岵寺的密切關系，以及不在寺內也可以“期”孝的理由。當然，也正是以這段近乎文字游戲的內容加上其偽墓志[14]（p480）中關于：“河南洛陽人。”和“四月壬申葬于石安（咸陽）之北原。”的記載，蒙騙了宇文護。否則，要想經他的手建造陟岵寺恐怕不會那么容易。而偽墓志中關于“河南洛陽人”的記載在當時來說，也正是為了遮掩“鹿苑”之所指。現在卻成了反面驗證“鹿苑”所指對象的可靠性證據。為明帝起草《起寺詔》的庾信也是知情者之一。他在《詠懷》中對獨孤信的冤情抱以極大的同情，詩中“楚后值秦冤”[15]（p2368）以喻明帝皇后碰上了冤枉的事。其中“梯沖已鶴列”是對《周書•本傳》所載獨孤信：“仲和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沖梯攻其東北[6]（p266）”戰功的緬懷。在嘆其：“饒冤氣”、“多枉魂”后又說：“微兮不忍言。”即：秘密啊！忍住不要說（出去）。

三、隋文帝楊堅對陟岵寺的遷址與更名

　　前述北周明帝宇文毓仿效西魏文帝的做法，為岳父大人建造陟岵寺，北周武帝為了懺悔毀佛行為立之為國寺。隋文帝楊堅又將陟岵寺遷往新都并更名為大興善寺。那么，隋文帝為什么要將陟岵寺遷往新都。

　　其一，與北周明帝的姻親相關北周明帝宇文毓能為岳父建造陟岵寺盡孝道，而作為獨孤信的七女婿，楊堅又能為岳父作一些什么呢？自然，對于一個死去的人來講，唯一要做和能做的就是在營建新都的時候，隨陟岵寺一并遷往新都。也許我們要問，按當時皇家的財力和物力重新建一個得了，為什么還要遷呢？前面說了，明帝建造陟岵寺即是為父盡孝，也是祭祀岳父獨孤信而為。對于獨孤信的子女們來說，陟岵寺也同樣代表著他們的父輩。所以，在遷建新都的時候，是絕對不會丟下不管。因此，名義上是遷陟岵寺，實際上也是在遷獨孤信的陵墓。隋文帝對北周明帝建造大陟岵寺的遷址、更名的內在心理驅動和根本原因就是他對父輩們友情的承繼和連襟間共同親情的體現。從事件的發展脈絡上看，隋文帝對大陟岵寺的遷址與更名是北周明帝建造大陟岵寺事件的延續，也是趙貴事件的延續。據之可以肯定地說，北周明帝為祭祀獨孤信所建陟岵寺就是大興善寺的前身。

　　由于大陟岵寺與獨孤家的這一層關系，隋文帝楊堅對寺僧格外恩寵。如與靈藏“布衣知友情款綢狎”，“禮讓崇敦光價朝宰”。因此，凡在大陟岵寺住過的僧人基本上還都住 在大興善寺。如：“釋寶襲。……與遵遠等同居陟岵。開皇七年召入京輦住興善寺。”、“釋曇崇。姓孟氏。為周國三藏年任陟岵寺主。……大象之初皇隋肇命。……敕住興善。”等等。

　　其二，這與隋文帝的政治經歷及決策相關楊堅是大統七年六月癸丑夜生于馮翊（今陜西大荔縣）般若寺。在十六歲時，周太祖宇文泰見而贊之曰：“此兒風骨，不似代間人。”有人背地里告訴皇上：“公（指楊堅）當為天下君，必大誅殺而后定。”齊王憲也對皇帝說：“普六茹堅相貌非常，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18]（p1）內史王軌驟也對皇帝說：“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貌有反相。”聊城旅游網版權所有聊城聊之旅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轉載必究！所以，楊堅的前半輩子都“深自晦匿”戰戰兢兢地活在宇文家族的監視下。楊堅的父親楊忠是西魏和北周的大將，曾經參與指揮過對齊國和梁國的多次大規模作戰，是與宇文泰、獨孤信并肩并驅的重臣。在他去世以前，北周的大權仍然掌握在權臣宇文護的手中。當時的皇帝周武帝雖是在宇文護扶植下才即位，但他也不甘心于傀儡地位，不斷在暗中積蓄力量準備奪回權力。兩派之間暗潮洶涌，隨時都有可能發生流血事件。宇文護看中楊堅的才能，曾經表現出拉攏他的意思。楊忠深知其害，遺言告誡楊堅說“兩姑之間難為婦”，楊堅因此始終在皇帝與權臣之間嚴守中立。

　　楊忠去世后第四年，周武帝發動宮廷政變，先暗殺了宇文護，然后將其黨羽一網打盡。皇帝雖然奪回了政權，但由于本身的心腹并不多。也就不得不大力拉攏那些原來的中立派，這就給了楊堅一個很好的機會。政變后的第二年，周武帝為自己的太子娶了楊堅的大女兒當太子妃。太子就是未來的皇帝。楊堅也就成了未來的國丈，其政治地位被大大提高。

　　從楊堅大象二年（580）遷陟岵寺于現址的行為看，他在任相期間就有了遷都的想法。廢北周靜帝即位后，不愿意睹物思舊，回顧那段灰色的歷史。開皇二年（582）六月頒詔說，由于漢長安城“凋殘日久，屢為戰場，舊經喪亂”，其宮室又沒有經過“謀筮從龜，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遂欲將都城遷至“川原秀麗，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的龍首山。據上述，我們可以看出，楊堅與宇文集團之間的斗爭，實際上是楊堅的父輩楊忠、獨孤信等功臣派與宇文家族斗爭的延續。因此，在楊堅掌握朝庭權力后，要做的重要事情之一就是為以獨孤信為代表的功臣派伸張正義。據《周書•獨孤信傳》，楊堅登基后立即頒詔云：“河內郡開國公信，風宇高曠，獨秀生人，睿哲居宗，清猷映世。宏謨長策，道著于弼諧；緯義經仁，事深于拯濟。方當宣風廊廟，亮采臺階，而世屬艱危，功高弗賞。眷言令范，事切于心。今景運初開，椒闈肅建。載懷涂山之義，無忘褒紀之典。”為岳父平反。

　　其三，是對楊忠與獨孤信友情的表達

　　隋文帝楊堅之父楊忠是西魏府兵十二大將軍之一。早在爾朱軍隊中，就跟隨獨孤信轉戰南北。北魏分裂后，楊忠隨之加入西魏陣營。一起與高歡控制的東魏軍隊作戰，與獨孤信率軍一起收復荊州，同為西魏效力，同為八柱國之一。后來獨孤信又將自己的七女嫁給了楊忠的兒子楊堅，摯友加親家，可謂是親上加親。獨孤信含冤致死后，楊堅的連襟北周明帝即位，為岳父建造陟岵寺。楊堅即位建新都時，無論從父輩們的友情或姻親關系上都要對陟岵寺進行改遷。

　　另外一點值得說明的是，典籍中對西魏文帝、北周明帝所建陟岵寺以及北周武帝對陟岵寺的“立”都有明確的記載，而對隋文帝的“遷”卻未見明述。筆者認為原因有二：

　　其一，不同于西魏文帝與北周明帝，陟岵寺遷址和更名的時間都在楊堅任相期間，其遷寺行為不被記入正史。如前述：“隨文作相……于大象二年（580）。敕住大興善寺。講揚十

   

地。寺即前陟岵寺也。”證明當年陟岵寺的搬遷和更名已經結束（遷寺至今一千四百二十八年）。

　　其二，陟岵寺的遷址是楊堅委托僧人靈藏所為。聊城旅游網版權所有聊城聊之旅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轉載必究！正如《續高僧傳•隋京師大興善寺釋靈藏傳》載：“藏之本師素鐘華望。為太祖隋公所重。……移都南阜。任選形勝而置國寺。……乃擇京都中會路均近遠。于遵善坊天衢之左而置寺焉。今之大興善是也。”所以，從事件的性質上講，陟岵寺的遷址與更名是佛教內部的正常事務，而非朝廷公務活動。

（四）對大興善寺前身“遵善寺說”和“舍衛寺說”的一點解釋

　　對于大興善寺建于晉武（泰始至泰康年間（265～289））其前身名為“遵善寺”之說，據唐盧綸（748～800?）《春日陪李庶子遵善寺東院曉望》：“陽峰高對寺，陰井下通云。”的描述，該寺的地理位置應該在某山的半山腰處。而《續高僧傳•道宣•開壞創筑戒場壇文》關于：“維唐乾封二年仲春八日，京師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於京南遠郊，灃福二水之陰，鄉曰清官，里稱遵善，持律眾所，建立戒壇”的記載至少證明此時遵善寺已遷到遵善里（請參見史念海主編《西安歷史地圖集》）。

　　而后者“長安大興善寺本隋舍衛寺也”也并非空穴來風。《辯證論》十分清楚地指出該寺是為“隋上柱國武衛將軍梁國公侯莫陳芮（造舍衛寺）所造”。那么陳芮是何許人也？據《周書•侯莫陳崇、子芮》陳芮原為北周八柱國之一陳崇之子。侯莫陳崇字尚樂，代郡武川人，其祖先出自鮮卑別部。在征討萬俟丑奴時，侯莫陳崇單騎沖入敵陣，于馬上生擒萬俟丑奴，因功被封安北將軍。賀拔岳死后侯莫陳崇歸入宇文泰麾下，隨后“三年，從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增邑二千戶。……七年，稽胡反，崇率僸討平之。”“十五年，進位柱國大將軍，轉少傅。孝閔帝踐阼，進封梁國公，邑萬戶，加太保。歷大宗伯、大司徒。”[24]（p128）保定三年（563），陳崇隨北周武帝宇文邕過原州（今寧夏固原市），到了夜晚卻又回到京師。人們感到奇怪，并猜測其原因，陳崇對親信常升曰：“吾昔聞卜筮者言，晉公今年不利。車駕今忽夜還，不過是晉公（宇文護）死耳。”這句話立即被眾人傳開。武帝聽到后，把所有涉及此事者都召至大德殿，當面責備陳崇。陳崇誠惶誠恐地謝罪。當天夜里，宇文護就派遣士兵到陳崇的住宅，逼著陳崇自殺。侯莫陳崇素以武猛而享威名，最終卻因言語魯莽而喪生。也許武帝正有殺宇文護之意，陳公的言論，恰巧暴露了秘密。總而言之，陳崇因一句話而淪為權力爭斗的犧性品。所以，陳芮也仿效西魏文帝和明帝的做法，建造舍衛寺來安慰家父的在天之靈。“卓犖不群骨梗無輩。參謀王室首建義旗。去煩就簡之功。佐命平暴之力。……”與《廣弘明集•后周明帝修起寺詔》相比，這段近似于墓志的文字不僅如實地概括了陳崇的一生，而且，證明了以建寺的方法來慰藉冤死亡靈的方式已經明朗化，不需要以文字或其他的方式加以掩飾或寓意。不過到了楊堅把持朝政的時候，為了貴位之尊，就不免產生鳩占鵲巢之嫌。開皇三年“文帝移都多掘城中陵園冢墓徒葬郊野。而置此（初稱靈感）寺”[25]（p1123）。筆者認為，陳崇之墓大概就在當年被改葬于靈感（現青龍）寺。由于上述兩說均與大興善寺的前身陟岵寺沒有內在的相承關系，在此就不再加以贅述。而北周明帝所建陟岵寺歷史文化背景深厚，與大興善相承關系密切，是理所當然的大興善寺前身。所以，大興善寺的建寺時間應以北周明帝元年（557）算起。算來至今一千四百五十一年。

綜上所述，陟岵寺建造的根源始終貫穿著四條線索。一是源于北魏太武帝至北周武帝時對佛教的尊、毀運動；二是源于北魏至北周以來的傀儡皇帝與專權大臣間的專權與反專權斗爭。如果說前述二條線索是陟岵寺建造的顯性特征，那么，第三條線索就是與上述歷史事件暗合的鮮卑文化與漢孝文化、佛教文化相互融合的隱性線索。第四，西魏帝文帝建造陟岵寺為北周明帝建造陟岵寺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先例，但并非是大興善寺的前身。而北周明帝元年（557）所建陟岵寺，聊城旅游網版權所有聊城聊之旅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轉載必究！與隋文帝所遷陟岵寺持有內在事件的連續性，是理所應當的大興善寺前身。故說，陟岵寺建造的根源則是該段歷史階段上主客觀多重文化因子的綜合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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